社會主義共同體中的經濟計算

許多社會主義者從未涉足國民經濟學的問題，從未嘗試弄清楚人類在何種條件下從事經濟活動。另一些人則極為深入地研究了過去與當下的國民經濟，並致力於建立一套關於「市民社會」經濟的體系。他們沉醉於對「自由」經濟之經濟關係的批判，卻一向疏於把他們在此處所展現的——並非總是成功的——尖刻鋒芒，同樣施加於他們所追求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之上。在空想主義者那些色彩斑斕的描繪中，真正屬於經濟的內容始終付之闕如。他們宣告，在他們的安樂鄉裏，烤熟的鴿子會飛進同志們的口中，可惜他們卻未能說明，這一奇蹟究竟應以何種方式實現。每當他們在經濟事務上開始講得較為具體時，便很快觸礁——人們不妨想想普魯東（Proudhon）的交換銀行幻想——以致要指出他們在邏輯上的疏漏並非難事。倘若馬克思主義鄭重地禁止其信徒去探討那些超出「剝奪剝奪者」之外的經濟問題，那麼它其實並未做出甚麼特別之事，因為「空想主義者」在他們的描繪中同樣忽略了經濟層面，而僅把注意力轉向對外在狀況以及對事物之新秩序那些不言而喻的最有利後果的描摹。

無論人們是否把社會主義的到來視為人類發展中一種無可逃避的必然，也無論人們從生產資料的社會化中期待人類最高的幸福抑或最深的不幸，總得承認：關於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經營經濟之條件的探討，並不只是「一種良好的思維訓練、一種促進政治清晰與穩定的手段」而已。在一個我們愈來愈接近社會主義、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已身處其中的時代，對社會主義經濟諸問題的探究，對於闡明我們周圍正在發生之事也具有意義。要理解今日德國及其東部鄰國的國民經濟現象，交換經濟的分析所能提供給我們的，早已遠遠不夠。在此我們已不得不在相當可觀的程度上援引社會主義共同體的要素。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圖弄清社會主義經濟之本質的努力，便無需任何特別的辯解。

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一切生產資料都是共同體的財產。唯有共同體才能支配它們，並決定其在生產中的運用。不言而喻，共同體只能透過一個專門的機關來行使其權能，因為它無法以其他方式採取行動。這一機關如何組成、整體意志如何在其中並透過它得到表達，對我們而言只屬次要。人們或可設想該機關的選舉；倘若它由多於一人組成，則可設想由該團體成員以多數決方式作出決議。

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在從事了生產並因此成為享用品所有者之後，如今便有了選擇：要麼自己消費，要麼讓他人消費。共同體作為它透過生產而獲得之享用品的所有者，卻沒有這樣的選擇。它不能自己享用，它必須讓人去享用。誰應享用、各人應享用甚麼，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問題。

社會主義的特徵在於：享用品的分配必須獨立於生產及其經濟條件。把分配——哪怕只是一部分——建立在把收益按經濟方式歸算給各個生產要素之上，這與生產資料公有的本質是不相容的。要把勞動的全部收益預先歸於勞動者，然後再把各物質生產要素的份額「交付」於另一種特別的分配，這是不可想像的。因為，正如下文還將表明的那樣，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就在於：在其中，各個生產要素對生產收益所佔的份額根本無法查明，它對於任何在生產耗費與生產收益之關係上的計算性核查都是不可企及的。

為向各位同志分派享用品而選擇何種原則，對於我們所關注之問題的考察而言相當無關緊要。無論人們是要按各人的需求來分配，使需求較大者得到的多於需求較小者；還是要顧及各人的德行配享，使較優者得到的多於較劣者；還是把盡可能均等的分配視為理想，使每人盡量得到同等的數量；抑或要把對共同體所作的貢獻當作分配的尺度，使較勤勉者得到的多於較怠惰者——情形始終都是：每人都從共同體那裏領受一份分派。

為簡便起見，我們假定分派是按對社會一切成員一律平等對待的原則來進行的；要在此基礎上自行設想出若干修正並不困難，例如按年齡、性別、健康狀況、特殊的職業需要等對所領之份額加以分級。同志大概會領到一束領取憑單，可在一定時間內憑以兌換一定數量的各種特定物品。如此他便可每日多次進餐、隨時得到住所、時而從事消遣、不時領到一件新衣。以此方式所提供的需求滿足是較為豐裕還是較為菲薄，取決於社會勞動的豐產程度。

並非每人都必須把自己的整份份額也親自消耗掉。他可以任其中一些未經享用而敗壞，可以贈予他人，或者——只要這與該物品的性質相容——留作日後之需。但他也可以把其中一些拿去交換。嗜啤酒者若能換得更多啤酒，便樂於放棄分得的無酒精飲料；戒酒者若能藉此換取其他享受，則願意放棄自己那份含酒精的飲料。愛好藝術者願意放棄上電影院，以便能更常聆聽好的音樂；庸俗無趣之人則會希望把那些賦予他進入優良藝術場所之權的入場券，拿去換取他更能領會的享受。他們全都會樂於交換。然而，交換往來的對象始終只能是享用品。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專屬於整體所有；它們是不可讓與的公有財產，因而是 res extra commercium（不可交易之物）。

交換往來即便在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所分配給它的狹小範圍內，也可以透過中介的方式進行。它不必總是以直接交換的形式展開。那些在別處導致間接交換得以形成的相同理由，也會使間接交換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為了交換者的利益而顯得有利。由此可見，社會主義社會也為一種普遍通用的交換媒介——貨幣——的運用提供了空間。它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角色，原則上與在自由經濟中相同，在兩者中它都是普遍通用的交換中介者。然而，這一角色的意義，在建立於生產資料公有之上的社會秩序中，與在建立於生產資料私有之上的社會秩序中，是有所不同的。在此它的意義無可比擬地更小，因為交換在這一社會中所具的意義要小得多，因為在此它根本只涉及消費品。由於沒有任何生產資料在交換往來中被轉手，要查明生產資料的貨幣價格便成為不可能。貨幣在自由經濟中於生產計算領域所扮演的角色，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無法保留。在此，以貨幣進行的價值計算成為不可能。

同志之間往來中所形成的交換比率，不能被生產與分配的領導機構置之不顧。倘若它想在分派人均份額時使各種物品相互可替代，便必須以這些交換比率為基礎。若在交換往來中形成了 1 支雪茄等於 5 支香煙的比率，那麼領導機構就不能輕率地宣稱 1 支雪茄等於 3 支香煙，並按此比率把雪茄只分派給某些人、把香煙只分派給另一些人。如果煙草的分派憑單不是對每個人一律部分兌成雪茄、部分兌成香煙；如果——無論是因為他們如此希望，還是因為兌換處一時別無他法——某些人只應領到雪茄、另一些人只應領到香煙，那麼此時便必須顧及市場的交換比率。否則，所有領到香煙的人相對於領到雪茄的人就會吃虧。因為領到一支雪茄的人，能以此換得五支香煙，而那支雪茄卻只按三支香煙計給他。

因此，同志之間往來中交換比率的變動，勢必促使經濟領導機構在各種享用品可替代性的折算基準上作出相應的更改。

每一次這樣的變動都表明：同志們各項需求與其滿足之間的關係已發生了位移，某些物品如今比另一些物品更受渴求。經濟領導機構大概會力圖在生產上也顧及此點。它會努力擴大更受渴求之物品的生產，縮減較少被渴求之物品的生產。但有一件事它將無法做到：它不能任由各個同志隨意把自己的煙草憑單兌成雪茄或香煙。倘若它賦予同志選擇領取雪茄抑或香煙的權利，那麼便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被索取的雪茄或香煙多於所生產的數量，而另一方面，香煙或雪茄卻因無人索取而滯留在發放處。

若站在勞動價值論的立場上，這個問題自然有一個簡單的解答。社員每完成一小時的勞動，便領取一張票券，這張票券使他有權領取一小時勞動的產品，並扣除為支應整體社會所負擔之開支（如喪失勞動能力者的供養、文化支出之類）的相應部分。若假定為支應由共同體承擔之費用而扣除的部分為勞動產品的一半，那麼每一個勞動了一小時的工人，便有權領取生產時耗用了半小時勞動的產品。已達可使用或可消費狀態的物品與效用勞務，凡有能力為其支付相當於其生產所耗勞動時間之兩倍者，皆可自市場取走，並供自己消費或使用。為了把我們的問題闡明清楚，較好的做法是假定共同體並不預先向工人扣除任何為支應其所負擔之開支的部分，而是透過向其勞動成員的所得課稅來籌措其所需的財源。如此一來，便會賦予每一所完成的勞動小時以權利，使其得以取得生產時必須耗用一小時勞動的物品。然而這樣一種分配的安排是無法實行的，因為勞動並不構成一個劃一而同質的量度。各種勞動成果之間在質上存在差異，鑒於對其產物之需求與供給的形成各不相同，這種差異會導致不同的評價。在其他條件不變（caeteris paribus）的情況下，人們無法在不損及產品品質的前提下增加畫作的供給。人們無法賦予一個完成了一小時最簡單勞動的工人以權利，去消費一小時更高資質勞動的產品。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要在一項勞動成果對社會的意義與其在社會生產過程之收益中的分享之間建立起聯繫，根本是不可能的。在此勞動的報酬只能是任意的；它無法建立在收益的經濟歸屬之上，不像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交換經濟中那樣，因為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歸屬是不可能的。經濟的事實為社會隨意決定工人報酬的權力劃下了一道固定的界限：無論如何，工資總額長期而言絕不可能超過社會的所得。但在此界限之內，它則可以自由處置。它大可規定一切勞動皆視為等值，每一勞動小時不論其品質如何皆給予相同的報酬；它同樣也可以依所完成勞動之品質而在各勞動小時之間作出區分。然而在這兩種情形下，它都必須保留對勞動產品之分配作特別處置的權力。至於完成了一勞動小時者也應有權消費一勞動小時的產品，這一點它絕不可能加以規定，即使人們願意撇開勞動及其產物在品質上的差異，並且進一步假定可以確定每一勞動產品中蘊含了多少勞動，也是如此。因為在各個經濟物品之中，除勞動之外還包含著物料成本。一件使用了較多原料的產品，無法與另一件使用了較少原料的產品等量齊觀。

凡是在經濟生活中行動、在只能滿足其中之一的兩種需要之間作出抉擇的人，都在作出價值判斷。價值判斷起初並直接地只把握需要的滿足本身；由此再回溯至第一級物品，繼而更進一步回溯至更高物品級次的物品。一般而言，神智清明的人毫不費力便能對第一級物品作出評價。在簡單的情況下，他也能毫不費力地對更高級物品於他所具有的意義形成一個判斷。但當事物的處境變得稍為複雜，其間的關聯更難以洞察時，便必須作出更精細的考量，方能正確地完成對生產資料的評價，當然這只是就作評價的主體而言，而非就某種客觀的、以某種方式普遍有效的意義而言。對於孤立經營的農人來說，要在擴大畜牧與擴展狩獵活動之間作出決定，或許並不困難。在此所要採取的生產途徑還相對短促，它們所需的耗費以及它們所預期的收益，都容易一覽無遺。但若要在諸如利用水流以生產電力、與擴展煤礦開採並建立設施以更妥善利用煤中所蘊藏之能量之間作出抉擇，那情況便全然不同。在此迂迴生產為數甚多，且其中每一條都如此漫長，在此所要展開之事業取得成功的條件如此繁多，以致人們無論如何不能止於僅僅模糊的估計，而是需要更為精確的計算，方能對該行動方案的經濟性形成一個判斷。

計算只能以單位來進行。然而物品之主觀使用價值的單位是不可能存在的。邊際效用並不構成一個價值單位，因為眾所周知，取自一既定存量之兩個單位的價值並非一個單位之價值的兩倍，而是必然要更大²。價值判斷並不衡量，它分級，它定階²。因此，即使是一個無交換之經濟中孤立的經營者，當他在價值判斷並非直接顯然可見之處須作出決定，而其判斷又只能建基於一個多少較為精確的計算之上時，他也不能僅僅憑藉主觀使用價值來運作；他必須在物品之間建構出替代關係，憑藉這些關係他方能進行計算。在此他通常不會成功地把一切都回溯為一個單位；然而，只要他能夠把一切要納入計算的要素都回溯為那些能夠被一個直接顯然之價值判斷所把握的經濟物品，亦即回溯為第一級物品以及勞動之苦，他便足以應付他的計算。這只有在相當簡單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這一點大概是不言而喻的。對於較為錯綜而漫長的生產程序，這絕不足夠。

在交換經濟中，物品的客觀交換價值作為經濟計算的單位而出現。這帶來三重好處。其一，它使得計算得以建立在所有參與交換之經營者的評價之上。個別人的主觀使用價值作為純粹個別的現象，無法與他人的主觀使用價值直接相比較。它要到在交換價值中才變得可比，而交換價值乃是由所有參與交換之經營者的主觀價值估量相互作用而生。其次，依交換價值而作的計算又帶來一種對物品是否合乎目的地使用的監控。誰想要核算一個複雜的生產過程，他立刻便能察覺自己是否比別人經營得更具經濟性；倘若他鑒於市場上通行的交換比率而無法有利可圖地實行該生產，那麼這便提示著別人懂得更妥善地利用所涉的更高級物品。最後，依交換價值而作的計算還使得把諸價值回溯為一個單位成為可能。由於物品彼此之間依市場的交換關係而可相互替代，故為此可以選取任意物品。在貨幣經濟中，此處所選取的便是貨幣。

貨幣計算有其界限。貨幣既非價值的尺度，亦非價格的尺度。價值並非以貨幣來衡量。價格也並非以貨幣來衡量，它們乃存在於貨幣之中。貨幣作為一種經濟物品並非「價值穩定」的，這卻是人們在把它用作延期支付的標準（standard of deferred payments）時往往天真地加以假定的。物品與貨幣之間存在的交換比率，受著持續不斷、雖然通常並不過於劇烈之波動的支配，這些波動不僅源自其餘經濟物品方面，也源自貨幣本身方面。這當然絲毫不妨礙價值計算，因為鑒於其餘經濟條件永不止息的變動，價值計算本就習慣只著眼於短促的時段，而在這些時段內，至少「良好的」貨幣通常從其自身方面而言只受著交換比率較小波動的支配。價值之貨幣計算的不足，其主要部分並非源自人們以一種普遍通用的交換媒介、即貨幣來計算，而是源自被當作計算之基礎的根本就是交換價值，而非主觀使用價值。如此一來，凡是處於交換往來之外的一切價值決定的因素，便都無法進入計算之中。誰要核算開發一處水力的有利可圖性，他便無法把那必因該設施而受損的瀑布之美麗納入此一計算之中，除非他例如把外來遊客往來的減退之類在交換中具有其交換價值的事物一併加以考量。然而此處卻存在著一個情況，在是否應當興建該工程的問題上，它是會被一併納入斟酌的。人們慣於把這些因素稱為「經濟之外的」。這或許是貼切的。關於術語不必爭論。但人們不可把那些促使人也對它們加以顧及的考量稱為不合理性的。一處地方或一座建築物的美麗，人們的健康、幸福與滿足，個人或整個民族的榮譽，當它們被人們認作具有意義時，即使它們在交換中顯得不可替代、因而並不進入任何交換關係，它們也與本來意義上之經濟性的動機同樣是合理行動的動機。貨幣計算無法把握它們，這在於其本質之中，但這並不能貶低貨幣計算對於我們經濟上之行止的意義。因為所有那些觀念性的物品都是第一級物品，它們能夠被我們的價值判斷直接把握，因此即使它們必須留在貨幣計算之外，要顧及它們也並無困難。貨幣計算不顧及它們，這並未使得在生活中對它們的關注變得更難，反倒使之更易。倘若我們確切地知道美麗、健康、榮譽、自尊於我們所費幾何，便沒有甚麼能夠阻止我們相應地對它們加以顧及。對於一個情感細膩的心靈而言，必須拿觀念性物品去權衡物質性物品，或許顯得令人難堪。但這並非貨幣計算之過，而是在於事物的本質之中。即使在不經價值計算與貨幣計算而直接作出價值判斷之處，人們也無法迴避在物質性滿足與觀念性滿足之間的抉擇。孤立的經營者，乃至社會主義社會，也都必須在「觀念性」與「物質性」物品之間作出抉擇。高尚的心靈在須於榮譽與譬如食物之間作出抉擇時，永遠不會感到難堪。他們會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下該如何行動。榮譽縱然不能充飢，人卻仍能夠為了榮譽之故而放棄飲食。唯有那些想要免於這種抉擇之苦的人，由於他們無法下定決心為了觀念性的好處而放棄物質性的享受，才會在抉擇本身之中便看到對真正價值的一種褻瀆。

貨幣計算只有在經濟管理中才有意義。人們在此運用貨幣計算，是為了使經濟物品的支配合乎經濟性的法則。經濟物品於是只以那些用貨幣交換的數量進入計算之中。任何把貨幣計算的適用範圍加以擴張的做法，都會導致謬誤。當人們試圖在關於經濟關係之演變的歷史研究中，把貨幣計算用作衡量物品世界的尺度時，它便失靈；當人們試圖藉助它去估算國民財富與國民收入時，它失靈；當人們想用它去計算那些處於交換往來之外的物品的價值時，它失靈，譬如當人們力圖以貨幣去計算因移民或因戰爭而造成的人口損失時³。這些都是業餘的把戲，縱然有時連極富洞見的國民經濟學者也從事於此。

然而，在這些它於經濟生活中從不逾越的界限之內，貨幣計算成就了一切我們必須向經濟計算所要求的東西。它在經濟可能性那令人窒息的豐繁之中，為我們提供一個路標。它使我們能夠把那種價值判斷——這種判斷在直接的明證性中只繫於成熟可享用的物品，至多再繫於最低物品序列的生產物品——擴展到一切高階物品之上。它使價值成為可計算的，從而才為我們提供了一切以高階物品進行經濟活動的基礎。倘若我們沒有它，那麼一切以迂迴展開之過程進行的生產，一切較長的資本主義迂迴生產，便都是在黑暗中摸索。

有兩個條件使得以貨幣進行的價值計算成為可能。首先，不僅第一階物品，而且高階物品，只要它們應當為其所涵蓋，都必須處於交換往來之中。倘若它們不處於交換往來之中，那麼交換比率便不會形成。誠然，那位與世隔絕的經濟主體，當他想在自己的家戶之內透過生產以勞動與麵粉換取麵包時所作的考量，與他想在市場上以麵包換取衣物時所作的考量，並無不同；因此，當人們把每一種經濟行為，亦即連同這位隔絕經濟主體的生產，都稱為交換時⁴，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道理的。然而，唯獨一個人的心智——縱然是最具天才者——也太過軟弱，無法把握無限眾多的高階物品之中每一個別物品的重要性。沒有任何單獨的個人能夠如此駕馭那無限豐繁的各種生產可能性，以致他能夠在沒有輔助計算的情況下，直接作出明證的價值判斷。在以分工方式進行經濟活動的社會經濟中，把對經濟物品的支配權力分配於眾多個人，造成了一種心智上的分工，缺了它，生產計算與經濟活動便不可能。

第二個條件是：必須有一種通用的交換媒介，一種貨幣，在使用之中，而它在生產物品的交換中也發揮其媒介作用。倘若情形並非如此，那麼便不可能把一切交換比率歸結為一個統一的分母。

唯有在簡單的關係之下，經濟活動才能夠不靠貨幣計算而維持。在封閉家戶經濟的狹隘範圍內，家父長能夠縱覽整個經濟運作，於是即便沒有貨幣計算給予心智的那種支撐，他也能夠或多或少準確地估量生產方式之變動的意義。生產過程在此以相對少量的資本運用而展開。它甚少採取資本主義的迂迴生產；所生產出來的，通常是享用物品，或至少是離享用物品不甚遙遠的高階物品。分工尚處於最初的萌芽階段；同一個工人完成著從一個生產程序之開端直到成熟可享用物品之完成的全部工作。這一切在發達的社會生產中卻有所不同。把一個早已被克服的簡單生產時代的經驗，當作經濟活動能夠不靠貨幣計算而維持之可能性的論據去尋求，是行不通的。

因為在封閉家戶經濟的簡單關係中，人們能夠縱覽從生產過程之開端直到其完成的整條道路，並且時時能夠判斷，這一種或另一種方式是否能產出更多成熟可享用的物品。這在我們經濟那無可比擬地錯綜複雜的關係中已不再可能。即便對社會主義社會而言，1000 公石的葡萄酒勝過 800 公石，這自然是清楚的，而它也能毫不費力地作出決定：它是寧要 1000 公石葡萄酒，還是 500 公石油。為確定這一點，無需任何計算；在此作出決定的是進行行為的經濟主體之意志。但是，一旦這個決定作出了，理性經濟管理的真正任務這才開始：以經濟的方式把手段置於目的的服務之中。這唯有藉助經濟計算才能做到。倘若缺了這種支撐，人類的心智便無法在中間產品與生產可能性那令人迷惑的豐繁之中辨明方向。它在面對一切工藝方式與廠址問題時，將會束手無策⁵。

若有人以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可以用實物計算去取代貨幣計算，那是一種幻想。在沒有交換往來的經濟中，實物計算始終只能涵蓋成熟可享用的物品，而在一切高階物品上則完全失靈。一旦人們放棄了高階物品自由的貨幣價格形成，便使理性的生產根本成為不可能。每一步把我們從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與貨幣的使用引開的舉措，也都把我們從理性的經濟引開。

人們之所以能夠忽視這一點，是因為我們在周遭已經看到的一切社會主義的實現物，都不過是在那畢竟仍在某種程度上自由、且具有貨幣往來的經濟之中的社會主義綠洲。社會主義者那一向站不住腳、且僅出於鼓動性理由而主張的論斷——即企業的國有化與市有化還算不上一塊社會主義——在「一個」意義上是可以贊同的，亦即：這些企業在其經營管理上，受到圍繞它們的、自由往來的經濟有機體如此這般的支撐，以致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性根本無從在它們身上顯現出來。在國營與市營企業中，技術改良之所以得以實施，是因為人們能夠在本國與外國同類的私人企業中觀察到其成效，並且是因為製造這些改良所需器材的私營工業，給出了引進它們的推動力。人們之所以能夠在這些企業中確認改造的好處，是因為它們四面被一個建基於生產資料私有財產與貨幣往來之上的社會所環繞，以致它們能夠進行計算、能夠記帳——而身處純粹社會主義環境中的社會主義企業則無法做到。

沒有經濟計算，便沒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由於經濟計算的進行是不可能的，因而根本不可能有我們意義上的經濟。在細小之處與次要的個別事物上，或許仍可繼續理性地行事。但就一般而言，理性的生產已無從談起。將不會有任何手段去辨認何者為理性，於是生產便不能自覺地以經濟性為依歸。這意味著甚麼——即便完全撇開它對人們以物品供給之後果不論——是清楚的。行為的理性，從它本來的領地、其真正的疆域之上，被排擠出去。那麼，屆時還能夠有行為的理性嗎，乃至於思維中還能夠有理性與邏輯嗎？從歷史上看，人類的理性主義是從經濟之中生長出來的。當它從這裏被排擠出去之後，它還能夠維持得住嗎？

在一段時間內，對數千年自由經濟歷程中所累積之經驗的記憶，或許畢竟尚能夠阻止經濟技藝的全面崩壞。舊有的方式將被保留下來，並非因為它們合乎理性，而是因為它們經由傳承而顯得神聖。它們在此期間將已變得不合理性，因為它們不再切合新的關係。它們將因經濟思維的全面退化而遭受變動，這些變動將使它們變得不合經濟。供給將不再以無政府的方式進行，這是事實。在一切服務於需求滿足的行為之上，將有一個最高機關的命令在主宰。然而，取代無政府生產方式之經濟的，將是一架沒有理性之裝置的無意義舉動。輪子將會轉動，但它們將空轉。

讓我們設想社會主義共同體的處境。那裏有成百上千的工場，人們在其中勞作。其中極少數生產可供使用的成品；大多數生產的是生產資料與半成品。所有這些企業彼此處於聯繫之中。每一種經濟物品都依次穿行於它們之間，直至成熟可享用。然而在這個過程那永不停歇的運作之中，經濟領導機關卻缺乏任何辨明方向的可能性。它無法確認，工件在其必須走完的道路上是否被多餘地耽擱，是否在它的完成上浪費了勞動與材料。它將有甚麼可能去得知，是這一種還是那一種生產方式更為有利？它至多能夠比較生產之成熟可享用最終結果的品質與數量，但它將只有在極為罕見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去比較生產時所付出的耗費。它確切地知道，或自以為知道，它的經濟管理應當趨向甚麼目標，而它應當據此行事，亦即：它應當以最少的耗費去達致所追求的目標。為尋出最廉宜的道路，它必須計算。這種計算當然只能是價值計算；自不待言、且無需更詳細的論證便清楚的是：它不能是技術性的，不能建基於物品與服務的客觀使用價值（效用值）之上。

在建基於生產資料私有財產之上的經濟秩序中，價值計算由社會一切獨立的成員來進行。每一個人都以雙重的方式參與其達成，一方面作為消費者，另一方面作為生產者。作為消費者，他確立可供使用與可供消費之物品的等級次序；作為生產者，他把高階物品引入那種能許以最高收益的用途之中。藉此，一切高階物品也都獲得了按照社會生產關係與社會需求之當下狀態而應屬於它們的等級次序。透過這兩個估價過程的交互作用，便確保了經濟原則處處——在消費中與在生產中——都得以居於支配地位。那個精確分級的價格體系於是形成，它容許每一個人在每一瞬間，把自己的需求與經濟性的盤算協調一致。

這一切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必然付諸闕如。經濟領導機關或許確切地知道，它最迫切需要的是甚麼物品。但藉此它才找到了經濟計算所必需者的一個部分。另一個部分，即對生產資料的估價，它必須付之闕如。它能夠確定屬於生產資料之總體的那個價值；這個價值自然等於屬於由它所滿足之需求總體的那個價值。當它計算因某個別生產資料的喪失而產生的需求滿足之缺損的意義時，它也能夠計算這個別生產資料的價值有多大。然而它無法把它歸結為一個統一的價格表達，正如自由經濟所能做到的那樣——在自由經濟中，一切價格都能被歸結為一個共同的、以貨幣表示的表達。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貨幣固然不一定必須被完全廢除，但生產資料（包括勞動在內）之價格的貨幣表達卻成為不可能，因而貨幣在經濟計算中無法發揮任何作用¹。

試想修建一條新鐵路線。究竟應否修建？若應修建，則在多條可設想的路線之中，應修建哪一條？在自由交易與貨幣經濟之中，人們能夠以貨幣作出計算。新路線將令某些貨物運輸變得便宜，於是人們便能計算：這種費用的節省是否大到足以超過修建與營運新線路所需的支出。此事唯有以貨幣方能計算。在此，若以各種形態各異的實物支出與實物節省相互對照，則無從達致目的。倘若沒有任何辦法把不同資歷勞動的工時、鐵、煤、各類建築材料、機器以及修建與營運鐵路所需的其他物事化為一個共同的表達，則此項計算便無從進行。唯有在能夠把一切納入考慮的物品化為貨幣之時，符合經濟原則的路線測定方屬可能。誠然，貨幣計算有其不完善之處，亦有其嚴重的缺陷，然而我們實在沒有更好的東西可以取而代之；就生活的實際目的而言，一個健全貨幣制度下的貨幣計算終究是足夠的。我們若捨棄它，則任何經濟核算都將斷然成為不可能。

社會主義共同體固然會懂得自尋出路。它將以權力之言發號施令，就計劃中的修建作出贊成或反對的決定。然而這項決定充其量只能依據含糊的估算而作出；它斷不會建立在精確的價值核算的基礎之上。

靜態經濟能夠在沒有經濟計算之下維持運轉。蓋在此處，經濟上無非是同一情形一再重複而已；倘若我們假定靜態社會主義經濟的最初設置乃是依據自由經濟的最後成果而進行，則我們勉強尚可設想一種在經濟上受到合乎理性領導的社會主義生產。然而這終究只是在思想之中方屬可能。姑且不論在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靜態經濟，因為各項既定條件持續不斷地變化，以致經濟的靜態學說僅僅是一個思想上的假設，現實生活中並無任何狀態與之相應，盡管它對於我們的思考以及對於我們關於經濟事物的認識之形成而言乃是必要的；即便如此，我們仍須假定：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僅僅由於收入差距的均等化，以及由此引致的消費上的、從而也是生產上的種種變動，便已把一切既定條件改變得如此之大，以致根本無從接續於自由經濟的最後狀態。如此一來，我們眼前所見的，便是一種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它在種種可能而又可設想的經濟組合的汪洋大海之中，沒有經濟計算這枚羅盤便四處航行。

如此一來，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之中，每一項經濟上的變動都成為一樁事業，其成敗既無法預先估量，亦無法事後回顧加以確定。在此一切都在黑暗中摸索。社會主義就是經濟之理性的取消。

在每一家較大的企業之中，各個分廠或各個營運部門在賬目核算上都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的。它們彼此之間就材料與勞動相互記賬，並且隨時都能為每一個別的組別編製一份專門的資產負債表，以核算方式掌握其活動的經濟成果。人們以此方式便能確定：每一個別部門以何種成效在運作，並據此就現有組別的改組、縮減、撤銷或擴充，以及就新組別的設立作出決斷。在此類計算之中固然不免會有某些誤差。其中一部分源於分攤一般管理費用時所產生的種種困難。另一部分誤差則又源於這樣一種必然性：即在若干方面須以無法精確查明的數據作計算，例如在查明某一工序的盈利能力之時，乃是在假定所使用機器具有某一確定的可用年限的前提下計算其折舊。然而一切此類誤差都能保持在某種狹窄的界限之內，以致它們並不擾亂計算的總成果。所餘下的不確定性，須記在未來情況之不確定性的賬上，而這種不確定性在國民經濟的動態狀態之中乃是必然存在的。

如今看來似乎順理成章的是：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之中，亦以類比的方式嘗試對各個生產組別作獨立核算。然而此事完全且絕對不可能。蓋同一企業各個分支的那種獨立核算，純然建基於這樣一點之上：即正是在市場交易之中，為一切種類所使用的物品與勞動形成了市場價格，而這些市場價格可被取作計算的基礎。凡無自由市場交易之處，便沒有價格形成；沒有價格形成，便沒有經濟計算。

人們或許會想到：在各個營運組別之間允許交換，以此途徑達致交換關係（價格）的形成，從而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之中亦為經濟計算創造一個基礎。人們在那個不知對生產資料有任何私有財產權的統一經濟的框架之內，把各個勞動組別構建為享有獨立支配權的主體，它們固然須按照最高經濟領導機關的指令行事，然而彼此之間唯有以一種應以一般交換媒介支付的報酬為代價，方相互轉讓實物財貨與勞動給付。今日當人們談及完全社會化等等之時，大概便是如此這般地設想社會主義生產經營的設置的。然而人們在此又無法繞過那個決定性的要點。生產性財貨的交換關係，唯有在生產資料私有財產權的基礎之上方能形成。倘若「煤炭共同體」向「鋼鐵共同體」供應煤炭，則無從形成任何價格，除非這兩個共同體乃是其各自營運所用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但這樣一來便不是社會化，而是工人資本主義與工團主義了。

對於立足於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理論家而言，事情固然顯得相當簡單。「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並以直接社會化的方式把它們用於生產，則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定的有用性質如何各不相同，從一開始便直接成為社會勞動。屆時，一件產品之中所含社會勞動的數量便毋須先經由迂迴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經驗會直接顯示，其中平均需要多少社會勞動。社會可以簡單地計算出，一台蒸汽機、一公石上一造收成的小麥、一百平方米某種品質的布匹之中，含有多少工時。……當然，屆時社會亦須知道，每一件使用物品為其製造所需多少勞動。它將須依據生產資料來安排生產計劃，而勞動力尤其也屬於生產資料之列。各種使用物品的效用，彼此相互權衡，並對照其製造所需的勞動數量加以權衡，最終便將決定生產計劃。人們把一切都極其簡單地處理妥當，而毋須那大名鼎鼎的『價值』從中插手。」⁷

在此並非我們的任務再一次提出針對勞動價值論的批判性異議。在此一關聯之中，這些異議唯有就其對於判斷勞動是否可用於社會主義共同體之價值計算而言具有意義之限度內，方能引起我們的興趣。

勞動計算就第一印象而言似乎亦把生產的那些天然的、存於人之外的條件納入了考慮。在「社會必要的平均勞動時間」這一概念之中，報酬遞減規律已在它由於天然生產條件之差異而發生作用的限度內得到了考慮。倘若對某種商品的需求上升，因而須把較差的天然生產條件納入開採利用，則為生產一個單位平均所需的社會勞動時間亦隨之上升。倘若成功覓得較為有利的天然生產條件，則社會所需的勞動數量便下降⁸。然而這種對生產之天然條件的考慮，其所及之範圍，恰恰僅以它在社會必要勞動數量的變化之中表現出來者為限。超出此一範圍，勞動計算便告失效。它把對於物質性生產要素的消耗完全置之不顧。設為生產 P 與 Q 兩種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各為 10 小時。設無論為生產一個單位的 P 抑或一個單位的 Q，除勞動之外，尚須使用材料 a，而 a 的一個單位乃在一小時社會必要勞動之中生產出來；具體而言，生產 P 須用 a 兩個單位並另加 9 個工時，生產 Q 則須用 a 一個單位並另加 9 個工時。在勞動計算之中，P 與 Q 表現為等值物；而在價值計算之中，P 卻必然須被估價得高於 Q。前者是錯誤的，唯有後者方符合計算的本質與目的。誠然，價值計算把 P 估價高於 Q 所多出的這一部分，亦即這種物質性的基層，乃是「無須人力參與，由自然而然地存在」⁹。然而倘若它僅以這樣一種數量存在，以致它成為一個須加經營管理的對象，則它亦必然須以某種形式進入價值計算之中。

勞動計算的第二項缺陷，是它不曾顧及勞動之品質的差異。對於馬克思而言，一切人類勞動在經濟上都屬同一種類，因為它始終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性耗費」。「複雜勞動只被視作經過提升的、或者毋寧說是經過倍乘的簡單勞動，以致較小數量的複雜勞動等於較大數量的簡單勞動。經驗顯示，這種化約始終不斷地進行著。一件商品儘管可能是最複雜勞動的產物，其價值卻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物相等，因而其本身亦僅代表某一確定數量的簡單勞動。」¹⁰ Böhm-Bawerk 把這套論證稱為「一套幼稚得令人瞠目的理論把戲」¹¹，他這樣說並非沒有道理。為判斷馬克思的這項主張，人們大可把以下問題擱置不論：即究竟是否可能為一切人類勞動——既包括體力勞動，亦包括所謂的腦力勞動——找到一個統一的生理學尺度。蓋確定無疑的是：人與人之間本身便存在著能力與技巧上的種種差異，這些差異帶來這樣的結果，即勞動的產物與勞動的給付具有不同的品質。就「勞動計算是否可用作經濟計算」這一問題的裁決而言，必然起決定作用的，乃是這樣一點：即究竟是否可能在不經由「經濟主體對勞動之產物加以估價」這一中介環節的情況下，把形態各異的勞動化為一個統一的分母。馬克思力圖為此提供的證明，是失敗了的。經驗誠然顯示：種種商品不問其究竟是簡單勞動抑或複雜勞動的產物，都被置入交換關係之中。然而唯有在「勞動乃是交換價值之源泉」一點業已確定無疑的前提下，這一情形方能成為以下命題的證明，即特定數量的簡單勞動被直接等同於特定數量的複雜勞動。然而此一前提不僅尚未確定無疑，恰恰相反，它正是馬克思想要藉那番論述方加以證明的東西。

在交換交易之中，工資率上形成了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之間的一種替代關係——馬克思在那段話中並未影射及此——這同樣絲毫不能證明這種同一性。蓋這種等同乃是市場交易的一個結果，而非它的前提。勞動計算為以簡單勞動替代複雜勞動，便須確立一個任意武斷的比率，而這一點排除了它對於經濟領導之可用性。

人們長期以來認為，勞動價值論對社會主義而言是必要的，藉以從倫理上論證生產資料社會化的要求。今天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謬誤。即使其社會主義的大多數擁護者都以這種方式運用它，即使連 Karl Marx 本人——儘管他原則上持有另一種立場——亦未能完全擺脫這一失誤，但依然顯而易見的是：一方面，要求引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訴求既不需要勞動價值論的支持，亦無法從此學說獲得任何支持；另一方面，那些對經濟價值之本質與起源持有另一種見解的人，按其信念同樣可以是社會主義者。然而，在一種與通常所理解者不同的意義上，勞動價值論對於那些倡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人而言乃是一種內在的必然。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生產，唯有當存在一種客觀可認識的價值量值、能使經濟計算即便在無交換、無貨幣的經濟中亦得以進行時，方有可能顯得可以理性地實行。而能作為此種量值來考慮的，可以設想的唯有勞動。

與經濟計算問題密切相關的，是公營企業中責任與主動性的問題。「私人經營之成就所賴以建立的自由主動性與個人承擔責任的意願一旦被排除」，會對公營組織構成最嚴重的危險，此點如今已獲普遍承認¹²。

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對此問題默不作聲，一筆帶過。另一些人則自以為可以藉指出股份公司的董事來打發此問題。他們說，這些董事同樣不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然而企業在他們的領導下卻興旺繁榮。若由社會取代股東而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便不會有任何改變。董事為社會工作不會比為股東的利益工作來得更差。

我們必須區分兩類股份公司及類似的企業。在其中一類——這多半只是規模較小的公司——是少數幾個人以股份公司的法律形式結合在一起，從事共同的企業活動；這些人往往是企業創辦人的繼承人，往往也是先前的競爭對手而現今聯合起來。此處企業的真正領導與經營掌握在股東本人手中，或至少掌握在一部分股東手中，他們為自身利益以及為與其有親屬關係的股東（妻子、未成年人等）的利益而經營業務。他們作為董事會或監事會成員、作為董事，有時也以法律上不顯要的職位，親自對業務的經營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即便有時一部分股本掌握在某個財團或某家銀行手中，亦不改變此點。在此，股份公司與無限商號之間實際上僅在法律形式上有所區別。

在大型股份公司，情況則不同。此處只有一部分股東，即大股東，參與企業的實際領導。這些人通常與任何所有者一樣，對企業的興旺有着同樣的利益。但也可能發生這樣的情形，即他們的利益與廣大小股東的利益不同；後者即便擁有股本的多數，亦被排除於領導之外。如此一來，若企業的業務以一種有損股東的方式、按領導者的利益來經營，便可能釀成嚴重的衝突。然而無論如何，顯而易見的是，公司中真正的掌權者乃按其自身利益來經營業務，無論這與股東的利益是否一致。對於一個股份公司的穩健管理者而言，倘若他並非僅圖一時之利，那麼長遠來看，始終只代表股東的利益、並且不採取可能損害他們的操縱手法，一般而言將是有利的。這首先適用於那些不願拿其在公眾中所享有的發行信用去冒險的銀行與金融集團。因此，當股份公司興旺繁榮時，起決定作用的並非僅僅是倫理動機。

一旦一家企業被國有化，這一切便全然改變。隨着私人物質利益的排除，那推動的力量亦隨之消失；而倘若國有及市營企業在經濟上竟還能興旺，那麼這要麼歸功於從私人企業沿襲過來的種種制度安排，要麼歸功於這樣一種情形：它們一再被那些向其出售生產資料與原料的企業家推動着去進行改革與革新。

公營企業不會發出任何推動改革與改良生產的動力，它們無法適應需求不斷變動的種種情況，一言以蔽之，它們在國民經濟的有機體中構成一個僵死的環節——如今，當我們已能回顧數十年國家社會主義與市政社會主義的種種嘗試時，此點已獲普遍承認。一切為其注入生命的嘗試，至今仍歸於徒勞。人們曾以為可以藉薪酬改革來達致此點。人們想讓這些企業的領導者對盈餘產生利害關係，並認為如此便能使他們與大型股份公司的領導者處於同等地位。這是一個莫大的謬誤。大型股份公司的領導者與其所管理企業的利益相互交織的方式，與公營企業中所能有的情形截然不同。他們要麼已是股本中相當可觀一部分的擁有者，要麼指望假以時日成為擁有者。他們此外尚能藉在交易所中買賣本企業的有價證券來牟利。他們有望將其職位遺傳下去，或至少為其繼承人確保一部分自己的影響力。並非那種安逸自得、在思維方式與感受上多少與公務員相似的總經理，才是以股份形式經營的企業所賴以取得成就的典型；毋寧是那因持股而與企業利害相關的領導者，以及發起人與操盤者——也正是國有化及其種種行動所要排除的那些人。

若有人採取此類權宜之計，以圖確保一個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經濟秩序之興旺，這在社會主義的意義上根本就不是合乎邏輯的思考。一切社會主義——包括 Karl Marx 及其正統擁護者的社會主義——都從這樣一種看法出發：在社會主義的共同體中，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之間的對立根本不可能產生。每個人單為自身利益便會努力盡其所能，因為他亦分享整個經濟活動的盈餘。一個顯而易見的異議是：對個人而言，他本人是否勤勞奮發其實無足輕重，對他更重要的是其他所有人是否如此；對這一異議，他們要麼根本不予理會，要麼以不充分的方式加以對待。他們相信僅憑定言令式便能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共同體。他們在此習慣於把事情看得何等輕易，Kautsky 大概最能說明此點，他提出如下斷言：「倘若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的必然性，那麼，若它與人的本性相衝突，吃虧的將是人的本性，而不是社會主義」²。這是最純粹的烏托邦主義。

但即便我們假定社會主義者這些烏托邦式的期望當真能夠實現，假定在社會主義的共同體中每個人都會努力以不亞於今日的熱忱去活動——亦即在今日他處於自由競爭的壓力之下時所表現的熱忱——那麼，首先尚待解決的問題仍是：在那個將不知經濟計算為何物的社會主義共同體中，人們究竟憑甚麼來衡量經濟活動的成效。倘若人們無法弄清楚是否合乎經濟，便不可能合乎經濟地行事。

一句流行的口號說，在公營企業中人們應當少一些官僚式、多一些商人式的思維，那麼它們便會運作得恰如私人企業一般合乎經濟。領導職位應由商人來擔任，那麼盈餘便會立即增長。然而那「商人特質」絕非某種外在的、可隨意移植的東西。商人的素質並非一個人的某種屬性，可建立於與生俱來的天賦之上，或藉在商業學校的學習、在某家商號的協作、抑或藉自己曾一度當過企業家而獲得。企業家那種商人式的思考與工作，源於他在經濟過程中的地位，並隨此地位的喪失而喪失。倘若人們任命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去領導一家公營企業，那麼他或許會帶來其先前職位上的某些經驗，並在一段時間內還能憑慣例加以運用。然而，自他踏入公營活動之時起，他便不再是商人，而是變成像公務部門中任何其他僱員一樣的官僚。造就商人的，並非簿記、企業組織與商業書信文體的知識，並非商業高等學校的畢業文憑，而是他在生產過程中那種特有的地位，這種地位使企業的利益與他自身的利益相一致。因此，當 Otto Bauer 在其最近發表的著作中建議，讓那將被賦予經濟過程領導權的國家中央銀行的領導者，由一個合議機構提名產生，而此機構亦須有商業高等學校教師團的代表參與時¹⁴，這並非問題的解決之道。如此被任命的董事或許像 Plato 的哲學家一樣是最睿智、最優秀的人，但在其作為社會主義共同體領導者的職位上，他們永遠不可能是商人，即便他們先前曾是商人。

人們普遍抱怨公營企業的領導層缺乏主動性。人們以為可以藉組織上的種種改變來消除此弊。這同樣是一個嚴重的謬誤。在公營企業中，人們不能把領導權完全交到一個人手中，因為人們必須擔心他會犯下令共同體蒙受重大損害的錯誤。但倘若人們使決定性的決議取決於合議機構中的表決，或取決於上級部門的批准，那麼恰恰就為個人的主動性設下了界限。合議機構鮮少傾向於引入大膽的革新。公營企業中自由主動性的缺乏並非基於組織上的缺陷；它根植於這種企業的本質之中。把對生產資料的自由處置權交給一個官員——無論他職位多麼之高——是行不通的；而且人們愈是在物質上使他與其活動的良好結果產生利害關係，便愈是行不通。因為對於損失，人們對那一無財產的領導者實際上始終只能在道德上加以追究。如此一來，與物質上的獲利機會相對立的便僅僅是道德上的損失機會。而所有者則自己承擔責任，因為由失敗的企業活動所產生的損害，他首當其衝、自己親身感受到。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生產方式之間那種特有的區別，恰恰就在於此。

自從俄羅斯、匈牙利、德國與奧地利的最新事件使社會主義政黨得以掌權，從而使社會主義社會化綱領的實施迫在眉睫以來，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家們亦開始較為深入地探討社會主義共同體之建制的種種問題。但即便到了現在，他們對於那些核心問題仍始終小心翼翼地迴避，而把與這些問題打交道的事留給那些受其鄙視的「烏托邦主義者」。他們本人寧可把自己限定於眼下首先要做的事；他們所提出的始終只是關於通往社會主義之道路的綱領，而非關於社會主義本身的綱領。從所有這些著作中，我們只能看出一點：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計算這一重大問題，他們絲毫未曾意識到。

Otto Bauer 認為，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化綱領的最後而具決定性的一步，乃是銀行的公有化。一旦所有銀行都已公有化並合併為一間單一的中央銀行，則其管理委員會便成為「最高的經濟當局，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最高領導機關。唯有透過銀行的公有化，社會才獲得有計劃地領導其勞動、有計劃地把勞動分配於各個生產部門、有計劃地使其適應人民需要的權力」¹⁵。至於在銀行公有化實行之後社會主義公有體中應當通行的貨幣秩序，Bauer 卻隻字不提。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他試圖表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秩序如何簡單而自然地從發達資本主義的種種關係中展開而來。他認為「只需把今日銀行的股東透過其所選出的管理委員會所行使的權力，移交給全體人民的代表」¹⁶，即可使銀行社會化，從而為社會主義的大廈安上拱頂石。Bauer 在此完全沒有讓讀者明白：銀行的本質會因公有化以及合併為單一中央銀行而徹底改變。一旦所有銀行都併入一間唯一的銀行，其本質便完全改觀；它屆時便能毫無任何限制地發行流通手段。如此一來，我們今日所擁有的貨幣秩序便自行被取消¹⁷。然而，倘若這間唯一的中央銀行還在一個此外亦已完全社會主義化的公有體中被公有化，那麼市場交往便被取消，一切交換往來都被廢除。屆時銀行便不再是銀行，其特有職能歸於消滅，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根本再無它的位置。也許銀行這個名稱會被保留，社會主義公有體的最高經濟領導機關會被稱為銀行管理處，並且把辦公處設在從前由某間銀行佔用的建築物內。但它屆時已不再是一間銀行，它不履行銀行在那以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以及對一種普遍交換媒介——貨幣——的使用為基礎的經濟秩序中所履行的任何一項職能。它不再發放任何信貸，因為在社會主義公有體中可以理解地根本不可能有信貸。Bauer 本人沒有說明何謂銀行，但他在其著作中以下面這句話作為論銀行公有化一章的開端：「一切可供支配的資本……都匯流到銀行那裏」¹⁸。身為馬克思主義者，他難道不該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在資本關係被廢除之後，銀行的活動究竟將是甚麼？

所有其他探討社會主義公有體之構建問題的著作家，也同樣犯有類似的含糊不清之病。他們看不到：透過排除交換以及市場的價格形成，經濟計算的基礎便被取消；他們也看不到：若不願讓一切經濟活動歸於廢除而陷入徹底的混沌，便必須以別的東西取而代之。人們相信，社會主義的種種制度可以毫無困難地從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制度中發展出來。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成立。而當人們在社會主義公有體中談論銀行、銀行管理之類時，這簡直變得荒誕不經。

援引在大俄羅斯與匈牙利於蘇維埃統治之下所形成的種種情況，根本說明不了甚麼。我們在那裏所看到的，無非是一幅既有社會生產秩序遭到毀滅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封閉的農家自給經濟。一切建立在社會分工之上的生產部門都正處於全面解體之中。在 Lenin 與 Trotzki 統治之下所發生的，無非是破壞與毀滅。社會主義是否必然要招致這些後果（如自由主義者所認為），抑或這只是蘇維埃共和國遭受外國攻擊這一情況的後果（如社會主義者所斷言），這是一個在此並不使我們感興趣的問題。需要確定的只是：蘇維埃統治的社會主義公有體根本沒有觸及經濟計算的問題，也沒有任何理由去觸及它。因為在蘇維埃俄羅斯，凡是儘管政府百般禁止卻仍然為市場而生產之處，便也以貨幣來計算，因為就那部分而言尚存在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貨物以貨幣售出。就連政府也無法擺脫這一點，事實上它透過自己增加流通貨幣的數量，恰恰證實了至少在過渡時期保持貨幣秩序的必要性。

所涉問題的本質在蘇維埃國家中尚未明顯顯露出來，這一點最清楚地表現於 Lenin 在其著作《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的論述。在這位獨裁者的闡述裏，反覆出現這樣一個念頭：俄國共產主義最切近而最迫切的任務，乃是「在那些資本家已被剝奪的企業中以及在其餘一切經濟企業中，組織起記賬與監督」³⁹。然而 Lenin 遠遠沒有認識到，這裏所涉及的是一個全新的問題，是不能用「資產階級」文化的精神手段來解決的。作為一個真正的現實政治家，他的思考超不出明日的種種任務。他在自己周圍仍然看到貨幣往來，卻沒有察覺到：隨着社會化的推進，貨幣作為通用交換手段的地位，也必定隨着私有財產以及與之相連的交換之消失而相應喪失。Lenin 想把那以貨幣來計算的「資產階級」簿記重新引入蘇維埃企業，這便是他那番論述的含義。正因如此，他才想把「資產階級專家」重新加以寬恕而錄用²⁰。此外，Lenin 與 Bauer 一樣，同樣沒有察覺到：在社會主義公有體中，銀行就其當前意義而言的職能是不可思議的。他想把「銀行的國有化」繼續推行下去，並進而「使銀行轉變為社會主義之下社會簿記的樞紐」²¹。

總的說來，Lenin 對於他所力圖把本國人民引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種種設想，是相當含糊的。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只能作為一個生產—消費公社的網絡而產生，這些公社認真地把它們的生產與消費記入賬冊，節約地對待勞動，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獲得把工作日縮短到七小時、六小時乃至更少的可能。」²²「每一家工廠、每一條鄉村都表現為一個生產—消費公社，它有權利也有義務以自己的方式去運用蘇維埃法律的一般規定（『以自己的方式』並非指違反這些規定，而是指其在生活中執行形式的多樣性），並以自己的方式去解決生產的計算與產品的分配這一問題。」²³「模範公社必須而且將會充當落後公社的教育者、教師與推動者。」人們將會把模範公社的種種成績連同一切細節公之於眾，使這個好榜樣得以發揮作用。對於那些顯示出良好「經濟經營成果」的公社，人們將會「以縮短工作日的某一段時間、以提高收入、以撥給更多數量的文化與審美財貨及價值等等」立即予以獎勵²⁴。

由此可見，Lenin 的理想乃是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其中生產資料是整個公有體的財產，而非個別地區、社區、乃至於企業工人的財產。他的理想是社會主義的，而非工團主義的。對於 Lenin 這樣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這一點本無需特別加以強調。引人注目之處不在於理論家 Lenin，而在於政治家 Lenin，這位工團主義與小農的俄國革命的領袖。然而我們眼下所要處理的只是這位著作家，因此可以撇開現實的景象之干擾，就其理想本身加以考察。據此，每一個別的農業或工業大企業都構成那偉大勞動共同體的一個環節。在其中工作的人擁有自治的權利；他們在生產的安排上、以及進而在分配給他們供消費的財貨之分配上，都有着廣泛的影響。然而勞動資料是整個社會的財產，因此產品也歸社會所有，以便社會支配其分配。那麼現在必須要問：在如此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公有體中，經濟上將如何進行計算？對此 Lenin 只給出一個極不充分的回答，他援引統計學。他認為必須把統計學「帶入群眾，使其通俗化，以便勞動者逐漸自己學會理解和看清：應當怎樣、應當勞動多少，應當怎樣、可以休息多少，——以便各個公社的經濟經營成果之比較，成為普遍關注與學習的對象」²⁵。從這些貧乏的暗示中無法看出 Lenin 在此把統計學設想為甚麼，無法看出他想的是貨幣計算還是實物計算。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援引上文所述：關於在社會主義公有體中不可能認知生產財貨之貨幣價格的不可能性，以及關於實物計算所面臨的種種困難²⁶。對於經濟計算而言，統計學唯有在它能夠超越實物計算（我們已證明後者對此目的甚少適用）的情況下，方才可資使用。在那種商品於往來中不形成任何交換關係之處，這自然是不可能的。

鑑於我們在迄今為止的論述中所能確定的一切，下面這一點必定引人注目：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鼓吹者，為這種生產方式相對於那以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經濟制度，要求享有更大理性的優越性。在本文的範圍內，就此一意見以下面這一論斷加以支持的部分而言，我們不必加以探討：即斷言在自由主義經濟中，經濟活動的理性必然不可能是完滿的，因為有某些妨礙其貫徹的力量在起作用。在此關聯中，我們所能着力探討的只是此一意見的經濟技術上的論據。這一學說的代表者心中懸浮着一個含糊的技術理性概念，據說它與經濟理性（人們對後者同樣沒有確切的設想）處於對立之中。人們往往忽略：「生產的一切技術理性與生產時較低的單位耗費是同一回事」²⁷。人們忽略：技術計算不足以認知一個過程的「全面合目的性與終極合目的性的程度」²⁸；它始終只能就個別過程按其意義加以分級，卻永遠不能引導我們達成那些為整體經濟狀況所要求的判斷。唯有透過技術能夠以贏利性為取向，那由於今日生產這一龐大系統一方面、與企業及經濟單位的需要與效能另一方面之間種種聯繫的錯綜複雜所產生的權衡之困難，方才得以克服，那種為經濟上合理的行動所要求的對整體狀況的綜覽，方才得以獲得²⁹。

支配着這些理論的，乃是關於客觀使用價值之首要地位的那種含糊設想。事實上，客觀使用價值對於經濟領導而言，唯有透過它借由主觀使用價值而對經濟財貨之交換關係的形成所施加的影響，方才能對經濟具有意義。此外還摻雜進第二種含糊的設想：觀察者本人關於財貨之有用性的個人判斷，與參與經濟往來的廣大群眾的判斷相對立。倘若有人認為，把如國民經濟中所耗費的那麼多耗費於吸煙、飲酒及類似的享受之上，乃是「不理性的」，那麼從他個人評價的觀點看，他無疑是對的。然而他在此忽略了：經濟活動只不過是對手段的尋求，而種種最終目的的等級序列，無論影響其設定的一切理性權衡如何，乃是意欲之事，而非認知之事。

認識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可能進行理性的經濟活動這一事實，自然既不能成為支持社會主義的理由，也不能成為反對它的理由。凡是出於倫理理由、甚至在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會減少民眾對第一級經濟物品的供應這一前提下，仍願意支持社會主義的人，又或是受禁慾理想引導而追求社會主義的人，都不會因此而動搖其志向。至於那些文化社會主義者，如Muckle，他們首先期望社會主義帶來「從一切野蠻之中最可怕者，即資本主義理性主義之中的解脫」³，就更不會因此而退縮。然而，凡是期望社會主義帶來理性經濟的人，將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見解。